作者,刘博,投资界PEdaily

这是全球风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前不久,黄仁勋在母校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中,提到了人生中的第一笔融资——1993年,两位天使投资人联合出手了200万美元,估值600万美元。正是这笔投资,让刚成立就面临倒闭风险的英伟达由危转安。

自此,才有了日后叱咤风云的英伟达帝国。

算下来,当年的一笔天使轮,至今缔造出2.8万亿美元市值的神话,无疑是风投助力科技巨头崛起最好的诠释。历史经验表明,风投活跃与否,直接影响到科技创新企业的繁荣程度,眼下这一点更值得我们深思。

没有商业计划书 天使轮融了200万美元

这笔投资还要从1993年说起。

彼时,黄仁勋正在一家芯片公司担任工程师,两位好友Chris 和 Curtis找到他,表示想离职创业,希望黄仁勋能加入他们。当时正处于PC革命爆发之前,Windows 95 还没上市,奔腾处理器也还没发布,显而易见微处理器会非常重要,英伟达由此应运而生。

这当中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——当黄仁勋告诉他的母亲自己创业后,准备做3D图像芯片公司,消费者可以用来打游戏,他母亲直接反问道:“你为什么不找个电子厂上班呢?”

总之,黄仁勋的创业开端极其曲折,他当时甚至还不懂如何去写商业计划书。为此,他到书店找到一本名为《如何写商业计划书》的书,一共有450页之多,而他只翻了几页后就放弃了,“等我读完它的时候,公司估计都倒闭了,钱也花光了。”

当时英伟达要融资有多难?

负责英伟达风险投资部门的 Sid Siddeek,至今仍记忆犹新:带着演讲材料,马不停蹄地奔赴多场投资者会议,帮助英伟达CEO和管理团队宣传他们的故事。而他的办公室,仅是一辆小到不能再小的活动房间。

黄仁勋在演讲中回忆,当时他银行里只有六个月左右的生活费,一家人都只能靠手头这点存款生活。于是,他干脆没写商业计划书,而是直接去找了前东家CEO Wilfred Corrigan。

当Wilfred Corrigan听完黄仁勋的介绍后,直言完全不明白他在说什么,“这是我听过最烂的创业推销之一。”即便如此,Wilfred Corrigan还是拿起电话,打给了Sequoia(红杉资本)创始人唐·瓦伦丁,“我要给您送个小伙子过去,希望您能给他投资,他曾是我们最棒的员工之一。”

然而当黄仁勋完成展示后,唐·瓦伦丁说了句话,“创业公司不该投资初创公司或者跟初创公司合作”。他的观点是,为了让英伟达成功,需要另一家初创公司也取得成功,就是 Electronic Arts,一家电子游戏开发公司。那家公司的 CTO当时只有 14 岁,得由妈妈开车送他上班。

就这样,唐·瓦伦丁与萨特·希尔资本各投了100万美元,让英伟达拿到了200万美元的天使轮融资,投后估值600万美元。要知道在此前,早年唐·瓦伦丁投资苹果公司也才出了几十万美元。

这笔投资至今难以磨灭,黄仁勋仍记得唐·瓦伦丁在会议上所说的:“你要是赔了我的钱,我杀了你。” 好在,黄仁勋与英伟达没有辜负他的期望。

一面镜子 那些敢于冒险的资本

时至今日,这笔天使投资被载入史册。

1999年,英伟达在纳斯达克上市,发行市值2.3亿美元。以此计算,较英伟达天使轮估值已有38倍之高,即便在上市之后就部分退出,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但相信以唐·瓦伦丁的投资理念,势必会坚持下去获得更高的回报。

后面的故事则无需赘述,英伟达一路崛起为一家芯片巨头,并随着OpenAI的横空出世,成为AI芯片当之无愧的统治者。与之相伴的,还有英伟达火箭般蹿升的股价——过去五年中,英伟达股价增长了28倍,最新市值已达到惊人的2.8万亿美元。

或许只有经历过,才能感同身受。黄仁勋此前也不止一次强调过融资的重要性,在他看来初创公司就是快要倒闭的公司。“我创立英伟达的时候,每融资一轮之后就立刻开始融资下一轮,然后融资第三轮,生存非常重要,现金为王。作为CEO,要么赚钱,要么省钱,要么筹钱。”

与此同时,英伟达悄然间已构筑出一幅庞大的投资版图。S&P Global数据显示,英伟达在2023年已成为仅次于微软、软银和谷歌的第四大风险投资企业,其投资领域涵盖医疗保健与生物技术、AI基础架构、生成式AI与RPA技术、自动驾驶、机器人、3D打印等领域。

正如黄仁勋在很多场合强调那般,科技行业发展迅速,尽早对遥远的未来进行投资是英伟达的必走之路。

在中科创星创始合伙人米磊看来,英伟达的成功再次强调了“硬科技”的长周期属性,以及“知识价值”的重要性,要持续占据领先地位就需要长期专注于技术创新,需要源源不断的研发投入。

作为投资人,米磊感触颇深。他认为对于风险投资机构而言,过于追求短期财务回报,就没有办法投出伟大的企业。“风险投资的本质就是通过支持颠覆式创新技术,创造出更大的价值来推动科技进步和行业变革,最终收获‘知识价值’、‘社会价值’和‘经济价值’。”

某种程度上,这也是国内风投一面最好的镜子。

上世纪90年代,风险投资在中国开始萌芽,行至今日已有三十年之久。然而在当下,风险投资这个舶来品,正变得前所未有的本土化。一些VC不再有风险捕捉的意味,变成了刚性兑付的收益保障,既要周期短,又要无风险,还要有保障。

一时间,回购、对赌、分红在国内一级市场不绝于耳。比如创始人与投资机构之间的回购协议,实际已经见怪不怪,但自去年以来,情况起了变化——回购甚至被列为上投决会的硬性条件,如果实控人不愿意签回购,那就不投了。

“风险投资的魅力就在于寻找那些不确定性却可能极具颠覆性的创新。”一位不愿具名的创投合伙人感叹,需要警惕眼下一些做法——可能让我们丧失发现其他伟大创新的机会。

耐心资本 中国科技崛起之路

风险投资应该在科技崛起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?这无疑值得每一位创投人深思。

众所周知,科技创新非一日之功,要取得原创性、颠覆性成果,往往要经历坎坷的技术奠基及突破过程、成果市场化应用过程,回报周期漫长且面临诸多不确定性。市场大潮中,很多科技初创企业由于前期资金投入大、成果转化面临梗阻等原因,很长时间内难有良好财务表现,甚至可能“倒在黎明之前”。越是如此,就越需要壮大耐心资本。

何为耐心资本?顾名思义,就是引导资本做“时间的朋友”,不受短期市场波动的干扰,陪伴硬科技、科学家与创业者“长跑”。但面对眼下的现实情况,一些投资机构似乎不再那么重视想象力和长期主义。

深圳一位本土创投大佬直言,国内创业投资基金一般基金存续期为3+2年,最长为7年。而一般企业从成立到符合上市要求需要6—10 年的时间,这使得部分人民币基金无法长期持有优秀企业。

“部分投资人习惯于赚快钱,适应了短平快的投资节奏,要说服他们进行十年以上的投资,确实难度不小;而且,中国的投资者也不是很喜欢将资金委托给专业的机构来管,往往都是自己下场干投资。”上海科创基金总裁杨斌曾对此感慨道。

金石投资执行董事、投委会主任、总经理常军胜指出了背后分歧所在——境外主要出资人追求的是长期的资产配置,甚至希望把投资期拉长。“但国内现在不管是个人还是机构,考核周期都比较短,在我这个任期内不能退出,那这个项目肯定就不做了。所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,只能寄希望于更多的长期资金进入股权投资市场。”

同时,他也强调要给LP合理的预期引导。“从中国整个经济发展的进度来看,我们的资金回报,包括我们LP的预期收益适当有下移,或者期限适当拉长,大家秉持着长期投资的理念,跟时间共同成长。”

对此,米磊给出了几点建议,他认为壮大耐心资本首先要解放思想,更新观念,认识到只有长周期才能够获得更高的回报。从政府到企业到所有的LP,都应该认识到耐心资本的长期的价值,和它产生巨大的未来的收益,去支持 VC/PE去做更长周期的投资,然后就能够有10年以上的周期的基金出现。在政策上也应该给予耐心资本一定的优惠。比如,对于真正的耐心资本,支持科技创新的耐心资本,给予这种税收的优惠。

创业维艰,“从0到1”的创新最为激动人心,但在这一刻到来之前,往往要走过艰苦、寂寞的漫漫长路,更需要风险投资一路相伴。正如唐·瓦伦丁在《风险投资史》中所言:

“风险投资不是上帝视角看世界,也是创业,是和创业者一起创业。”